作為一個心理學家的意義

最近有些學生在討論，「學習心理學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分享並紀錄一個四十歲的心理學者的想法和心情。

我記得好久以前，我看到新聞在報導大同大學的一群師生，他們研發了一種可以用來發射橡皮筋的竹筷槍，那槍好炫，就像以前二戰電影中的機關槍，只要用手在絞盤不斷旋轉，橡皮筋就可以一直連發，一分鐘可以射好幾百條橡皮筋。我那時跟朋友開玩笑，我覺得這個發明比我這心理學博士來得對世界更有貢獻。雖然我笑著說，但其實心中感到非常心酸苦楚；我覺得我所學習的大部份知識，都是沒有作用的。

今年轉至銘傳龜山校區任教，我從北投搬到了土城，搬家時我覺得那些搬家工人真的很厲害，冰箱、洗衣機都是一個人從五樓搬到一樓。看著他們汗如雨下的臉龐上，滿是堅毅的神情，我感到很愧疚；他們可能沒讀很多書，並沒有使用太多社會資源，卻非常實質的對這社會有所貢獻。我一直不斷地想，我使用了那麼多的社會資源，我的貢獻是什麼？我的研究對這世界有幫助嗎？我所傳遞給學生們的知識是可靠的嗎？

學習心理學有什麼意義？

對我來說有三個可能的答案：濟世、識人、度日。

如果要從濟世，也就是「應用」的角度，來回答心理學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有兩個領域的心理學家是對這世界最有貢獻的：「諮商」和「計量」。諮商的確撫慰了許多人的心靈，而計量則是挾其背後強大的數理原則，解決了很多實務問題。但，有趣的是，這兩種人解決實務問題時，所倚賴的都不是心理學的實徵研究成果。諮商使用的一直是早期的經典想法（心理分析、人本取向等等），而非晚近的心理學研究成果。而計量所倚賴的是數學和統計學的知識，這也多半和實徵心理學研究成果無關。這就是我之所以覺得，搬家工人和連發竹筷槍都比我有貢獻的原因；我常發現，我所學習的大部份知識，也就是那些我在期刊中讀到的知識、在課堂上傳授給學生們的知識，在解決現實問題時，常常是無能為力的。這和心理學長期以來誤解了某些科學信念，導致無法生產出有效的知識有關；過去我花了不少時間談論這些問題，無需在此舊調重彈。總之，如果想從濟世應用的角度，找到學習心理學的意義，那麼走向諮商、計量領域，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學習心理學的第二個可能意義是「識人」，儘管大部份心理學的知識在處理實際問題時未必管用，但長期學習心理學的確讓我們對人的理解，和一般人不同。今天我和一個朋友聊到我家兔子；「牠多大了？」、「寵物總是有一天會走的…」，聊著聊著，我發現我情緒強烈到必須用力壓抑才不會落淚。如果是一般人，會覺得是因為自己太愛寵物了，所以才那麼難過。可是我覺得不太對勁，因為那情緒實在太過強烈了，這麼強烈的情緒在那個情境下並不合理。後來我覺得應該是這類話題勾起了我之前的深層記憶，或許是過去寵物的分離經驗、又甚或是曾經親人逝去的痛苦，是那些過去沒有被完全處理的悲傷經驗，伴隨著當時話題，衝擊著我的情緒。其實這個推論未必是對的，但它說明了長期學習心理學的一種敏感性，我們在理解自己，以及詮釋他人時，和沒有學過心理學的人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果一般人看到的「人」只有黑白兩種顏色，那麼心理學家能在黑白之間看到各種灰階色譜，我們對這些色譜的理解其實非常有限，也就是我們對「人」的理解其實不比一般人來得正確，但心理學的訓練使我們更去注意到「人的複雜性」。長期浸淫在「理解人」這樣的學習氛圍中，使我們發展出一種對人獨特的觀點和敏感度，心理學家未必比別人更懂「人」，但我們的確比一般人對「人的複雜性」這件事有更徹底的體認，而這使得我們願意更深刻的去看待自己、看待別人，這種「願意深刻的去看待人」的態度，其實是一種很珍貴的素養。

學習心理學的第三個可能意義是「度日」。這其實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曾經提過：學術的重點並非追求真理，而是一種「活著的方式」；就像家庭主婦每天洗碗掃地作家事，對家有多少貢獻、有沒有人感謝她，並不是這些活動的重點。洗碗、掃地、作家事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必須藉由一種生活方式，去尋找、構築自己生命的意義感，只是對某些人而言，這個生活方式恰好是學術罷了。以學習劍道為例，如果把劍術的目的，想成保國衛民，那麼在這個槍砲世界學習劍術真的沒什麼意義，而且不堪一擊。然而劍術的意義並不是殺人比鬥，而是一種武士的生活方式，它提供了賦予生命意義、尋求個人存在的可能途徑。學習心理學，也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我年輕時一直想為學習心理學找到「濟世」的意義，但後來發現我大部份的知識無法濟世，反而在「識人」這件事上，心理學訓練有他的作用存在，而這種知人之明，指並不是對「人」理解的正確性，而是體認到人的複雜性，以致於我們願意以一種更深刻的方式來思考、對待人，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素養。

隨著歲月增長，對我來說，濟世、識人都不再重要了；我明白追求知識未必一定要帶有工具性目的，「思考」本身就是它的目的。從事學術活動成為我存在的方式。如果在這存在之餘能達成濟世、識人之便，固然是件好事；但即使它完全沒有這些作用，也無損於思考作為一種存在形式的本質。其實「愛智」，就是學習心理學，乃至於任何一門學問，最終極且絕對的本質。

誌謝：本文之完成，特別感謝納稅人，願意讓我在對社會沒什麼貢獻的情況下，以「思考」（也就是想東想西）作為一種生存的方式…

口委的角色與責任—簽名就對了

我發現，指導教授和學生間的關係，似乎是個常被關心的主題，但口試委員的角色與責任卻很少人注意，於是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來談「口委的角色與責任」。至於「簽名就對了」這麼不負責任的副標題，純粹是為了聳動，就像很多電影：「終極警探」、「終極保鑣」、「終極殺陣」，你完全不知道它們為什麼終極，但這名字就是能把人騙進電影院。不過我比他們有良心一些，「簽名就對了」是本文的結論。

    以下先談口委的「角色」，再談口委的「責任」。

    口委的角色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個配角。事實上不只是口委，指導教授也是當然的配角；口試時真正的主角是那個研究生，這是屬於他的日子；但口委有時會忘了這件事。說來奇怪，當口委提出他的想法和意見時，有時並不是講給學生聽的，而是講給指導教授和其他口委聽的。這和學者這種人的特性有關，學術活動有時和演藝活動沒什麼太大的差別，演藝人員渴望在觀眾面前展現他的歌喉或肢體，而學者則希望在別人面前展現出他的聰明與才智，對學者來說，他們尤其喜歡在和自己旗鼓相當的同行（而非學生）面前，去證明自己的能耐，所以口委提出意見時，多少帶有向其他老師證明自己能耐的意味。口試提供了口委去展現自己能力的機會，他就像電影「死亡筆記本」中的夜神月一樣，每當找到死對頭L的破綻時，臉上不自覺會露出欣喜而邪惡的笑容，然後心中還不忘OS：「羸了！！」指出學生論文中的錯誤的確有這種快感；但有時口委會忘記現在上映的不是「死亡筆記本」的本傳，而是「死亡筆記本之L最終的23日」，L才是這部電影的主角。口委只是配角，不應該太過搶戲。

口試不只是一種學術場合，也是一種社交場合，它最簡單的形式是由三個老師加一個學生組成的，這個組合中，學生是地位最低、權力最小的，因此也最容易被忽視。這就像三個黑幫大哥聚在一起，其中一個老大帶了個小弟；三個老大會把非常多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小弟很容易就被當成跑龍套的晾在一旁。這種權力結構所導致的互動特性對人類的知覺天性來說非常自然，而這也常發生在口試時。指導教授或口委會不自覺地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彼此的互動上，而忽略了真正該作為主角的學生。我就犯過這樣的錯，可能是因為來了比較大咖的學者、又或者只是老師們之間久未見面，我不自覺地放了很多注意力在口委身上。口試結束後我問學生：「感覺如何？」學生說：「感覺像黯然下台」，當下我心頭一震，說不出的難過。那是因為老師們忘了自己是配角，把太多聚光燈打在自己身上，使得本來該燦爛謝幕的主角，反而黯然下台了。口試的確是一座舞台，但這舞台是為了研究生而打造的，指導教授和口委都只是配角，應該要常常提醒自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生身上，而不是自己或其他老師身上。 

  

    以上是談口委的「角色」，接下來談口委的「責任」。雖然最後口委必須為論文打分數，決定口試是否通過，但其實口委的責任應該是提供建議，而不是審判論文。論文口試，如果真的被當作一個考試，會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它在邏輯上說不通。口試的舉行至少是建立在三個預設的前題之上：（一）論文經過指導教授的指導。（二）此指導教授是具專業性的。（三）指導教授認為此論文有資格提口試。當一場口試得以舉行時，通常表示這論文滿足了上述三個條件。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上面的三個條件中，都出現了「指導教授」這個人，但是沒有出現「研究生」這個人。沒錯，最需要為論文口試成敗負責的人，是指導教授，不是研究生。一種米養百百種口試委員，指導教授可能無法完全預想口委會提出什麼稀奇古怪的問題，但是要求指導教授在口試前，正確地評估出口試會不會通過，並不算是苛求。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口試會不會通過，在口試前就已經決定了，指導教授是有能力判斷出這件事的。如果論文沒過，那麼主要問題並不在研究生身上，而是在指導教授的專業和判斷上。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把論文口試當作是一個考試，那麼它考的不是研究生，而是指導教授。

    如果指導教授必須為口試成敗負最大的責任，那麼口委把自己當作論文的審判者，就會有些奇怪了，因為你在審判的其實並不是研究生或那本論文，而是指導教授。問題是：一旦口試沒通過，指導教授並不會受到任何實質傷害，被處罰的是研究生；這就是我說把論文口試當作一種考試，邏輯上很怪異的地方；口試時口委不簽名，否定的其實並不是研究生或論文，而是背後的指導教授，但受到懲罰的卻是研究生。我猜想這論點很容易引發：「難道學生不用負責嗎？」這樣的反彈。的確，有時指導教授也真的很無辜，可能遇人不淑，學生太混、不聽指導等等，但不論學生本身有什麼問題，不管論文品質如何，指導教授沒點頭，是不可能舉行口試的；光這一點，在邏輯上指導教授就必須為口試失敗負最大的責任。。

我年輕時有一次擔任口委當下沒簽名，要求學生必須改完後我才要簽名，後來我一直很後悔，因為無論不簽名的理由是什麼，最應該負責的不是這個學生，但他的確因此而受傷害了。口試是一個邏輯上非常怪異的情境，我們想試鍊的對象是學生和論文，但實質上試鍊到的其實是指導教授；口試失敗最該負責的應該是指導教授，但最後惟一受害的卻是學生。這種矛盾是學術運作的現況；為了解決這種矛盾，後來我理解了，口委不必把自己當作論文的審判者，只要作為論文的建議者就可以了，口委的主要工作是提醒指導教授和學生他們所忽略的事情，提供有助於提昇論文品質的建議。至於審判論文，除非你不認同指導教授的專業和判斷，「而且」你也認為研究生應該為指導教授的錯誤判斷負責，在這兩個條件同時成立下，的確可以不簽名。只要否定了上述任一條件，我都不太能理解不簽名是什麼意思。如果上述邏輯說得通，要在論文上簽名這件事就簡單多了；口試結束要簽名時，再也不用覺得自己好像李鴻章當年要把名字簽在馬關條約上一樣的艱難。

世界名著《傻瓜也會寫論文》是這樣形容口試的：「論文口試和結婚喜宴有點像。每一對新人都把自己想當成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客人的心態是什麼呢？回想一下你去參加喜宴的經驗，你會發現客人只在乎菜好不好吃、上菜速度快不快，他們不太關心新郎和新娘的愛情故事有多精采，也對致詞的人是民意代表或行政首長不感興趣。口試也是如此…這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但是對口試委員來說，這卻只是很普通的一天，口委就像吃喜宴的賓客，他一年要參加好幾場婚禮。」口委的確就像婚禮中的賓客，他們只是配角，但卻是非常重要的配角。婚禮中少了熱鬧的賓客，新人就感受不到結婚這件事有多麼的重要；口試中沒有機車的口委，研究生就無法記得自己拿到學位的過程是如何奮鬥與艱辛。在學術上，口委的功能或許是給予論文建議，但是在實質上，他有更重要的功能，口委其實是在見證一個人生命中重要而獨一無二的時刻。

生命的統計考驗力

我十八歲第一次捐血時，發現自己是B肝帶原者，從此定期到醫院抽血照超音波就成了生活的一部份。今天去關渡醫院，醫生說超音波檢查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膽囊息肉；醫生看起來不太在乎，只叫我三個月後再去檢查。我回來google了一下，馬偕醫院的王蒼恩醫師 以「都怪現代醫療儀器進步太多了」為題，說明了這件事；意思是說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這沒什麼，這幾年發現膽囊息肉的頻率變高，和超音波技術進步有關，以前或許也有很多人有膽囊息肉，只是當時沒發現而已。我不自覺的就想到：沒錯，這就是統計考驗力 (statistical power)，我們以為某個現象不存在時，其實並不是真的不存在，而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發現它；就膽囊息肉這件事來，現代醫學的統計考驗力非常強，即便只有零點幾公分的息肉，也逃不過超音波儀器的法眼。白話來說，統計考驗力指的就是偵測某個現象存在的能力有多強。總之，我不算有什麼大病，目前也活得好好的；有個學生知道我去醫院作檢查，就用「天妒英才」來形容這件事，「英才」這兩個字我是還蠻喜歡的啦，但和「天妒」放在一起就有些怪怪的。

    無論膽囊息肉算是大題或小事，它總是在提醒你老了、死亡總有一天會來臨。死亡的籠罩像是生命中統計考驗力的催化劑，它讓你去思考平常不會思考的問題，看見生命中未曾注意的小細節。第一個讓人想到的通常是悔不當初，應該要多吃蔬菜多運動、應該要早睡早起、應該要把健康當作人生最重要的事等等；可是後來就覺得這樣的想法，邏輯上有些奇怪，因為無論如何你總是要死的啊，人生的重點應該不在於避免死亡，而是在於如何活才沒有遺憾；想到這邊就有些尷尬了，因為左想右想，只要想到總有一天自己一定會死，就會覺得怎麼活也不可能沒遺憾。存在哲學家總愛說人生很荒謬，這並非無病呻吟；明知自己總有一天會死，卻又必須如此活下去，的確是件很怪異的事。人類擁有知道自己一定會死這麼複雜的認知能力，其實是件很悲慘的事；如果我們像貓、狗、兔子一樣，並不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會死，生活可能會幸福很多，至少不會把生命浪費在很多無謂的事情上尋求慰藉。

   知道自己終究會死的這種能力，很像傳說中的陰陽眼。就算我們週遭真的到處都是白衣長髮、陰森恐怖的鬼，其實也不會對生活造成什麼困擾，因為我們又沒有陰陽眼，看不到自然不會受到影響，日子一樣可以過得非常快樂；但是你可以想像，有陰陽眼的人就真的很慘了，他們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痛苦而難過的。死亡之於人類，就像鬼之於陰陽眼，而且這陰陽眼的強度還隨著年紀而增長--年紀愈大，對死這件事的敏感度會愈來愈強，看似永生平靜的日子也愈容易被死亡打擾。

    回到家裡，發現手機壞了，這件事發生在這個時間點，特別有存在主義的意味；一支才剛買兩個月的手機都會突然壞掉了，一個活了四十年的人就算突然掛掉也沒什麼好訝異的。我到西門町三星維修站重灌手機，由於需要一小時，就在旁邊的星巴克點了一杯拿鐵，坐在窗邊看著人潮流動、攘往熙來。如果西門町是個水泥叢林，那麼它真是個物慾橫流的酒池肉林；如果說它是一群人聚集的地方，那麼它比較像是荷爾蒙滿溢的人們的集散地；佛陀說的沒錯，這些色香味觸法都只是假相。諷剌的是，當我心中這樣想時，口中漫延的咖啡香卻是如此真實；今天的這杯拿鐵風味特別明顯，我品嚐到平常沒注意到的味道，這是怎麼了？想必是生命的統計考驗力在作崇了。死亡的籠罩像是生命中統計考驗力的催化劑，它讓你去思考平常不會思考的問題，看見生命中未曾注意的小細節。

沒錯，我就是《傻瓜也會寫論文》的作者

    有一天，我坐捷運往台大的路上，看到一個長得很像林志玲的美女，優雅地讀著一本叫做《傻瓜也會寫論文》的曠世鉅作，然後她突然抬頭盯著我看，看了好久好久，看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於是，我露出靦腆但帶著自信的笑容，對她說：「沒錯，我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如果你以為上面這個故事是真的，那麼顯然你對「出書」這件事不是很瞭解。出一本書，並不會讓人家認識你，你的人生也不會因此而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以下這篇文章談一些出書常見的問題，給對這件事感到好奇的人參考。

  

（一）作者要付錢給出版社嗎？

    一般人出書要不要付錢給出版社我不是很確定，不過以大學老師來說，通常是倒過來，出版社願意付錢給老師寫書，尤其是教科書。《傻瓜也會寫論文》完稿時，我寫了Email給五家出版社，除了一家音訊全無外，另外四家都回覆說願意出版；所以對大學老師來說，只要願意寫書，其實並不難找到出版社。反而是老師們多半不太想寫，因為寫書對升等、評鑑並無幫助，而且真的還蠻花時間的~~我的《傻瓜也會跑統計》寫了兩章後，目前就擱在那兒了…（後來，在寫完這篇文章三年後出版了）。

  

（二）寫書好賺嗎？

    當然好賺—我指的是對金庸和J.K.羅琳而言。

    對一般人來說，其實不太好賺。我提到當初有四家公司願意出版《傻》書，其中有三家開出版稅每本「訂價乘15%」的條件，一家開出12%。所以，我猜想，對我這種名不見經傳的學者來說，15%左右應該是一個公訂價了。如果以《傻》書訂價300元來計算，每賣出一本，我可以賺300*15%=45，扣稅後大概是每本書賺40元左右。很多人聽到都會嚇一跳：「賺這麼少？」。但其實很合理：出版社有很多出版之外的成本（人事、營運、行銷等等），此外他們也不是每本書都賺錢，可能還得從你這本有賺錢的書，去補那些虧本的書。所以一本300元的書作者只賺40元，並不難想像。當然，如果你是金庸和J.K.羅琳就另當別論了；像我這種小作者，必須走薄利「多銷」路線。但「多銷」這件事其實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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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好賣嗎？

    這個問題可以從「一刷是多少本」這件事找到答案。所謂一刷，白話來說，就是「出版社一口氣印幾本？」。你可以想像，如果是《哈利波特》或《射鵰英雄傳》，一刷可能會印個幾十萬本；那《傻瓜也會寫論文》一刷印幾本呢？有沒有一萬？有沒有幾千？答案是沒有。有沒有幾百？有啦，《傻瓜也會寫論文》一刷是印一千本；並不是出版商對這本書特別沒信心，他們對大部份的書都是採取這種「邊賣邊印」的策略。道理很簡單，以前歌神張學友的「吻別」，在台灣賣了兩百萬張，非常暢銷。現在呢？能賣兩萬張的歌手就可以叫歌神了。書和唱片一樣愈來愈難賣。所以，你不能把書想成能讓你快速致富的工具，它比較像一張股票，每一年為你帶來的財富可能並不多，但重點在於它可以領一輩子。如果《傻瓜也會寫論文》每年為我賺五萬，而我活到八十歲，那麼這本書將為我賺進將近兩百萬，這樣想起來就非常划得來了。不過，要注意的是，一本書每年要為你賺五萬元（賣一刷以上）其實未必容易。

  

（四）出書是有趣的嗎？

    絕對是！！

    出書是人生中非常有趣的事。其實我覺得出書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於你可以去關心它的「近況」。我無聊時會用《傻瓜也會寫論文》這關鍵字，上網去看看一些資訊。偶爾會看到人們對它的評價（目前都很正面啦），也會因為發現某些老師在授課大綱上將它指定為教材而感到開心。有時發現它在圖書館很熱門，有好多人在預約中（這是好事也是壞事，我少賺了很多錢…）。有時也隨著它在銷售排行榜中的浮沈而起伏（最近排行掉得很快，不過這其實很正常）。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博客來可能有個不錯的庫存程式系統，每本書通常都會呈現「庫存>10」這種訊息，有天我發現《傻瓜也會寫論文》出現「庫存=7」這字樣，然後我就去玩吉他英雄了，回來時發現「庫存=2」；於是我跟太太說：我一邊打電動一邊賺了200元。出書有很多這種樂趣；某種程度它就像FB一樣，在生活中多了一件可以填補無聊的事物。

  

    總之，出一本書，並不會讓你的人生因此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你不會因此致富，也不會在捷運上遇到一個美女剛好在讀你的書，但它仍是相當有趣的事。對作者來說，書中不會有黃金屋、書中也沒有顏如玉；但書中自有人生的樂趣。

定義快樂的學者

有時我覺得，就作為一個學者來說，我不太快樂。於是我去思考，什麼叫快樂的學者。

如何為「快樂的學者」下一個好的定義。這要先從何謂「定義」這件事說起。「定義」的一個重點是，要能說出某個東西有什麼屬於它自己的本質，白話來說，就是要能展現出某個事物的獨特之處；再更進一步來說，就是要描繪它與其它事物有什麼不同。這獨特性或不同之處，就是下定義時的重點。理解這件事之後，就可以為快樂的學者下定義了。

什麼是快樂的學者？ 

學者可以是很愉快的工作。以大學老師為例，我們每週只要上八到十小時的課，如果超過這時數，稱之為「超鐘點」，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加班」，可以支領為數相當可觀的加班費。除了學者，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工作，每週做超過十小時就可以領加班費；看來這工作應該相當危險，否則就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因為這上班時數實在是少得驚人。在學術圈打滾，只要勇於作一個以完成基本時數為己任的學者，輕易就能達到錢多事少的幸福境界。因此，有時學者就像閒雲野鶴，過著錢多事少的愜意人生。這樣的學者，算是快樂的學者嗎？不算是，這叫「快樂的人」不是「快樂的學者」；因為不只是學者，大部份的人都會因為錢多事少而感到快樂。所以錢多事少無法為「快樂的學者」下定義，它沒有突顯出學者快樂的獨特之處，只表達了人皆如此的快樂。而就像前面說過的，定義的重點在於能彰顯出事物本身的獨特性，錢多事少並沒有達成這個條件。 

雖然學者的基本工時少得驚人，但學者們通常將這種寵遇優渥視為理所當然，學術界中幹譙、抱怨的聲音還是此起彼落。這些抱怨，一部份可能是無病呻吟，一部份或許是人類不易知足天性的展現，但也一些抱怨是真的，不然你不會偶爾看到大學教授過勞死的新聞。有些學者工作時數真的非常長，他們以讀最新的研究報告為樂、滿腦子想的就是如何作研究，如何把研究成果發表出去。這背後有一些對真理的熱情和執著，但更大的一個動力，是來自於人類對名利的渴望；在心理上我們希望聽到驚呃讚嘆的聲音、吸引崇拜欽佩的目光；在實質上，我們希望藉此獲取更高的地位，甚至獲得無上的桂冠和榮耀，像是萬中選一的諾貝爾獎。這樣的學者，算是快樂的學者嗎？好像也不是，這也只是快樂的人。因為不只是學者，任何人都會因為被別人崇敬、有很高的地位而快樂，而如果能得到諾貝爾獎，大部份的人也都會快樂。追求地位名聲、獲取獎項光環，並沒有突顯出快樂學者的獨特之處，這也只表達了人皆如此的快樂。 

甚至，即使是「追求真理」這麼崇高的行為，也無法作為快樂的學者的定義。雖然學者在追求真理獲得解答時會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但面對不確性，對人類來講是一種痛苦，因此不只是學者，一般人也都會因為困惑有了答案而感到滿足或快樂。 

如果連得諾貝爾獎、追求真理，都無法為快樂的學者下定義，那麼究竟那件事，才是學者之所以快樂的本質？ 

我發現學者的快樂來自於「有問題」；渴望有未解的問題，突顯出學者和一般人不同之處。一般人都希望生活中充滿了答案而不是問題，「他愛不愛我？」、「我該作這件事嗎？」「要買I phone還是HTC？」…人們會希望生活中儘可能不要有未解或難解的問題，最好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生活中出現未解、難解，甚至是無解的問題時，人們很難快樂起來；當然，人們也不會故意在生活中尋找或製造問題。但學者剛好相反，他們一直在尋找問題，而且還會因為「有問題」而感到雀躍；當出現一個未解、難解，甚至是無解的問題時，他們不但不會感到痛苦，反而充滿了興奮和期待。對學者來說，看見了未解的問題，就像青春期的男孩在聯誼時看到了正妹、飢餓的獅子看到了垂涎已久的獵物，他們瞳孔中閃耀著動人的光芒。「渴望有問題」這件事突顯出學者和一般人的不同；學者們因為有未解的問題而快樂，未解的問題帶給學者獨特的快樂，它也彰顯了學者這個種人的本質。 

所以，什麼是快樂的學者？是輕鬆愉快的學者？功成名就的學者？致力於追求真理，或建構偉大理論得到諾貝爾獎的學者？這些都不足以定義一個快樂的學者。那些擁有一個自認為重要而未解的問題的學者，才是快樂的學者。 

從這定義來看，愛因斯坦在開始提出時間和空間相對性的問題那一刻起，是個快樂的學者。反而是，在這問題獲得了解答之後，不再是快樂的學者。學者的快樂並不是來自於有解答，而是來自於有問題。 

快樂的學者有一個未解的問題，讓他覺得時間好像總是不夠用，他時時時刻擔心，萬一這問題還沒解出來，我就掛了怎麼辦？想到這邊我發現，我真的不是一個快樂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