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垢的光華

每個人之所以從事某個職業，都有一部份的動機是為了錢；但是每個職業背後，都有一個和錢無關的高尚動機。

前情提要：最近有大陸出版社想買《傻瓜也會寫論文》的簡體版權，由於一本訂價106台幣的書，作者只能賺2.2元，所以當時我很不以為然，覺得這是一種剝削，而且我也對台灣書商「賤賣」我的書感到不是滋味。在我不同意的情況下，台灣書商雖然擁有這本書的版權，但他們無法發行簡體版。

最近我又收到台灣書商的來信了。他們表示願意完全放棄簡體版的權益，把簡體版的版權歸還給我。沒錯，這意思是說，我可以自己去找大陸書商談簡體授權，而且未來所有版稅全部歸我，他們一毛錢都不要。

「有陷阱！！」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哪有這麼好的事。於是我打電話去和負責的副總編確認--他們是清白的；為了讓這本書能出簡體版，他們真的主動放棄了所有的權益。只要求未來簡體版上市時，在書中註明這本書的台灣出版商是誰。

說真的，我嚇到了。怎麼會有人做這種對自己一點好處都沒有的事？從言談中我發現那是因為他們希望所出版的書能有更大的影響力 。「可能就是一種自我想像的文化影響力吧（笑）...」那位副總編這樣說。一本台灣的書能賣到國外去，對他們而言就是一種影響力。

其實即使是如此，授權簡體對我來說仍然賺不了多少錢（大約四塊多一本）。「...考慮到未來處理這些事情可能帶來的麻煩，我目前其實還是沒有很高的意願出版簡體...」我在電話中龜毛的說。聽到我這樣說，那位副總編就一直苦口婆心地建議我一定要讓這本書有簡體版。以前他們也曾希望我多寫幾本書，或是用「這本書不出簡體很可惜」的理由來說服我，當時我都認為那只是他們想藉此賺錢的漂亮話術。但是，對照現在的情況，不得不說我是錯的；我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即使我的書發行簡體對他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實質好處了，他們卻仍然不改初衷地希望我出簡體版，此時我才發現，出版這個行業有一種在商言商之外的高層動機，他們希望能傳播知識、造成影響。看見這件事，讓我覺得很感動。

當我在課堂上和學生們分享這件事時，我說：「每個人從事某個職業，都有一部份的動機是為了錢；但是每個職業背後，都有一個和錢無關的高尚動機。對學者來說是追求真理、對軍人來說是愛國、對出版人而言是文化影響力…」這些高尚的動機或許在多數的時刻都被層層的現實所遮蔽，但當它偶爾現身時，就會展現出皎潔無垢的光華。照得我好剌眼…..

p.s.之前我覺得授權6%的稅金是很低的，不過根據書商的說法，這是出版界的國際慣例。一開始6%，賣多一點之後7%，最上限8%，他們稱之為678。就算再有彈性一點，最多也只能是789。若這一點書商所說的是事實，那麼我之前也錯怪他們了...

如果書能賣到大陸去...

有不少朋友跟我說過，如果我的書能賣到大陸去，我就賺翻了。這件事真的發生了。

有一次書商來信說，有大陸的出版社想發行《傻瓜也會寫論文》，希望我能授權。看到這邊，想必你的心中浮現出：「顏志龍要發了！！」這樣的想法。我倒是處之淡然，畢竟我寫書的目的是要拯救天下受苦的指導教授和研究生，懸壼濟世才是我的初衷，名利對我來說只是身外之物…當然，以上所講的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錢很重要。

根據出版社的說法：這本書在大陸的訂價約為22人民幣，相當於106塊台幣左右。你猜，一本106塊台幣的書，作者每本書可以賺多少錢呢？

經過計算後，每本書作者抽成的版稅是「百分之二點一」（如果你對2.1%是如何算出來的，請參考本文最後）。因此，如果《傻瓜也會寫論文》在大陸賣106元，那麼每賣出一本書我可以抽台幣106*0.021≒2.2元。

看到這邊，我想你應該可以把「顏志龍要發了！！」這個想法打消了。

一本106元的書，每本作者只能抽2.2元，如果這不是剝削，什麼才是剝削？

當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想這件事。例如「以量取勝」，大陸人口那麼多，隨便賣也有個幾萬本吧；這應該也是很多作者願意將書「賤賣」的原因。只是，仔細想想，儘管大陸人口多，但盗版也很猖瘚，你怎能保證自己的正版書可以賣得多好呢？再者，當對方告訴你：他賣了10000本時，你能完全相信他真的只印了10000本嗎？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想這件事：不賣白不賣。如果不授權，我就一毛錢都沒有，簽了授權或許每年可以多一筆不錯的收入。這讓我想起台灣藝人參加一些中國歌唱節目時，評審為了拉台收視，語不驚人誓不休地羞辱這些頗具知名度的藝人；或是不小心宣稱台灣是個國家，被大陸網民圍剿扺制。這些藝人心中可能不以為然，頗不是滋味；但是沒辦法啊，大陸市場那麼大，而演藝事業又是他們的生計之所在，他們除了委屈求全之外，並沒有太多其它選項。所幸，我並不是靠寫書來維持生計的，所以我可以抱持「不賺白不賺」的心理，也可以展現「老子不爽賺」的帥氣。

總之，我拒絕了。

我很愛錢，但更愛格調；簽下 2.2/106 的授權，會讓我覺得自己很沒格調。

一本106元的書，作者每本只能抽2.2元，如果這不是剝削，什麼才是剝削？

PS. 大陸出版社開出的版稅是6%。但這不是針對我，而是國際出版的行情。而這6%指的不是我的版稅，而是我和台灣出版社共同的版稅。而這6%裡面，台灣出版社還要先扣掉30%的行政支出，剩下的70%才是我和台灣出版社均分。

也就是說，我實際分得的版稅是6%*(70%*1/2)= 2.1%。你沒看錯，是百分之「二點一」，不是「二十一」。

屈打成招

數百年前…

百姓：「大人，小的是冤枉的，人真的不是草民殺的啊！」

縣官：「還敢說謊，看來不給你一點顏色你是不會招了。來人啊，給我重打三十大板。」

（三十大板後）

百姓：「大人，冤枉啊、冤枉啊！！」

縣官：「嘴真硬，看來不用重刑你是不會招了。來人啊，鞭刑伺候。」

「大人，冤枉啊！！」

「來人啊，用夾棍！！」

「大人，冤枉啊！！」

「用炮烙！！」

百姓：「大人別再用刑了，人…人是我殺的；人是我殺的總可以了吧，別再用刑了。」

「哼，果然如本官所料。」縣官得意地轉身說道：「啟稟千戶大人，下官已經查明凶手了，此案已經水落石出。」

千戶及眾衙役齊聲：「知縣大人真是明察秋毫、斷案如神啊！！」

數百年後…

資料：「大人，小的是冤枉的，小的真的不顯著啊！」

學者：「還敢說謊！！看來不給你一點顏色你是不會招了。來人啊，給我換分析方法。」

資料：「大人，冤枉啊，我真的不顯著啊！」

學者：「嘴真硬，看來不用重刑你是不會招了。來人啊，加控制變項。」

「大人，我真的不顯著啊！！」

「換研究架構！！」

「大人，我真的不顯著啊！！」

「來人啊，給我刪樣本！！」

資料：「別再用刑了，我…我顯著了；我顯著總可以了吧，別再用刑了。」

「哼，果然如我所料。」學者說道：「在此向各位報告，研究結果如我一開始所預期的，顯著地支持假設。」

期刊及眾學者：「這真是一篇嚴謹的研究啊！！」

社會科學的本質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從小就常聽說的一句格言。最近我發現，它其實不只可以用在做人，也應該用在作社會科學研究上。如果我們都嚴格地對待自己的研究，寬鬆地評價別人的研究，心理學所產生的知識會因此而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我覺得，惟有以一種寬鬆的標準去評價心理學研究，我們才有機會生產出有效的知識。

「嚴以律己」的研究哲學，我相信沒有人會不同意。我們必須嚴謹地進行思考及研究設計，惟有如此才能看見真相。但是，為什麼我們卻必須「寬以待人」才能生產出有效的知識？

原因其實很直接，因為心理學是不完美的科學，其實用「不完美」來形容心理學實在是太客氣了，應該說心理學是非常粗糙的科學。從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不精緻」是心理學的本質：在構念(constructs)上，心理學所使用的構念看似華麗但多半不清晰；讀papers時你常常會看到類似這樣的論述：「關於○○的定義，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發現有某個構念作了上百篇的研究，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甚至沒有人去定義它，也不會是太令人驚訝的事，更不用去談這些構念到底有沒有對應到真實(reality)了。而在測量上，心理學測量之粗糙一定會讓自然科學家感到驚訝，前一陣子我請助理去調查非常經典且常用的「社會期許量表」(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發現在許多研究中，它的信度都只有在.7左右，甚至更低。信度.7是什麼意思呢？想像我們有一個體重計，而人類的體重標準差為10kg，則信度.7的意思是說這個秤的誤差大約是±5.5公斤；也就是如果你是個65公斤的，則有可能你早上秤體重發現自己是60公斤，晚上秤時卻發現自己是70公斤（以上這有趣的類比方式，是成大鄭中平老師告訴我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不完美並不是因為心理學家本身很爛所造成的（雖然心理學家的科學素養的確很差）；這種不完美和心理學的本質有關，一方面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本身具有複雜的思考意向(intention)，這是多數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所沒有的（石頭不會思考吧？），所以研究起來的難度差很多，就算愛因斯坦是心理學家，他大概也無能為力；再者則是倫理的考量，我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對待石頭，卻不能殘酷無情地對待「人」。如果我們能在小孩一出生就把他們放在各種不同環境去養大，我們一定會對教養方式如何影響人有很深入而確實的瞭解，但是我們不能這樣作；倫理的考量也使得心理學註定是不完美的科學。某種程度你可以說心理學家真的蠻了不起的，他們必須在非常多的限制下，想盡辦法探索知識、揭示真理。

此時，我們可以回到為什麼看待別人的研究時必須「寬以待人」了。如果心理學像上面所說的，在建構、測量上並不完美，在研究操作上有非常多限制。那麼它的研究過程和成果不完美是非常自然的事，真的，不完美應該是非常自然的事，反而研究的過程和結果很都完美才是一件怪事。如果心理學的建構、測量都是粗糙的，它所生產出來的知識也會是粗糙的，它所建構出來的理論也無法太精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用嚴格的科學標準去評價它，反而必須用鬆散的標準去評估它。此時請讓我用一個有點怪，但還算貼切的例子來說明這件事，如果把西方人比喻為自然科學，東方人比喻為心理學。有人說西方女生的胸部都很大，因此每個女人胸部都應該至少是C罩杯，否則不算女人；於是有人拿這個標準來評價東方女生，只要罩杯小於C的就不是女人，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很多東方女人為了證明自己是女人，只好去隆乳了。這就是目前心理學的現狀，因為我們一直用一種違反心理學本質的標準在評價我們的研究，於是很多學者為了符合這個標準和期待，只好去作出在心理學中不可能存在的研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理論聽起來都很厲害、在期刊上看到的研究都很完美，但這些研究常常無法被複製，而理論則對解決現實問題沒什麼幫助的原因。

或許有人會說，就算如此，我們還是應該要努力要求每一個研究都嚴謹，作到最好啊。這我絕對贊成，研究者必須力求完美，這是我一開頭說的「嚴以律己」部份。但是即使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忘了，我們只能預期看到不完美的研究成果。事實上，就算測量的信度是學者們一般都會很開心的.9，在前面說的體重計例子中，它的誤差也高達約±3.2公斤，這還沒考慮所測量的構念是否描繪了真實，以及測量的效度問題等等。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地使研究更嚴謹，這一點絕對無誤，但是就算如此，我們仍不能忘記心理學的本質，這個本質（研究對象的複雜度、測量誤差、倫理限制）必然會造成其研究成果不完美，這一點和心理學家努力與否無關；就像東方女性的身材有它先天的基因基礎，喝再多四物湯對豐胸的幫助也很有限。因此，不管我們的研究設計有多嚴謹，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不完美是非常自然的事，這是它的本質，在對心理學的研究進行評估時，就不該忽略這個本質，否則會造成很大的災難—其實這災難已經造成了，而我們正身處其中。

從學生時代開始，我們就被訓練成以非常嚴格的方式去批判課堂上讀的東西，照理說這種訓練非常合理，它讓心理學家的思考變得很敏銳；但久而久之我們產生了一種錯覺，誤以為心理學應該要和自然科學一樣精準，這種錯誤的信念，是造成心理學無法生產出有效知識的重要原因。當人們認為只要是女人胸部就要大時，為了證明自己是女人，大家只好都去隆乳；當我們愈是認為心理學應該要和自然科學一樣精準時，學者們只好努力「製造」出符合這種期待的研究成果。

其實我講的事情非常簡單，如果我問：「心理學和自然科學一樣精準嗎？」大家應該都會說不是，自然科學精準很多。接下來我再問：「那心理學的理論預測力，要強過自然科學嗎？」大家應該也都會說不是，自然科學理論的預測力要比心理學理論強多了。但是你去看看實際的研究成果，會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事實上，根據調查，心理學得到支持假設的研究結果的比率高達91.5%，勝過所有的自然科學學科(Fanelli, 2010，註1)。如果你能理解心理學的本質是不完美的、其理論是不精緻的、測量誤差是大的，那麼你就會發現心理學研究目前所生產出來的研究之精緻程度，非常違反這個學科的本質，它們可能是不真實的。一直以來，我們以一種近乎自然科學的荒謬標準在評價心理學研究，而更有趣的是，我們還真的生產出這樣完美的知識，翻開期刊，處處皆是像自然科學一樣精準的心理學論文。

這就是我為什麼一開始提到：惟有「寬以待人」心理學才有機會生產出有效知識的原因。「寬以待人」指的並不是一種隨便的態度，我們可以追求完美，也可以用完美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研究，但那必須是「社會科學的完美」，而非「自然科學的完美」。什麼是「社會科學的完美」呢？舉例來說，如果一篇論文中有四個研究，其中兩個研究結果支持理論、兩個結果不支持理論，對心理學來說這已經是完美了。碰到這種並非100%的成功率時，很多心理學家會說：「這中間可能是有某個moderator要考慮….」，這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其實並不正確，因為此時我們已經落入了把心理學當作自然科學的錯誤信念中了；事實上並不需要用moderator來解釋這種不一致，就前面提的那些心理學的不完美本質而言，研究結果無法100%支持假設是非常自然的事，可能是機率造成的，可能是誤差造成的等等；在這邊我忍不住想再說一遍：「就心理學的本質而言，研究結果無法100%支持假設是非常自然的事」，反而期望研究結果要100%支持假設才是奇怪的。如果我知道有哪個心理學理論其研究的成功率高達50%，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理論，我很樂意為了它奉獻一生；如果你能理解我前面說的：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有其無法克服的本質限制，你就會知道在這些限制之下有50%的成功率是多麼不容易的事。然而，我們卻總是以「如果理論是對的，則每次研究結果都該支持理論」的方式在評價心理學研究，那就是一種把心理學當作自然科學的錯誤信念，是一種違反心理學本質的期望，也是目前多數心理學家的錯誤信念。這種信念促使學者們製造出不可能存在的研究成果，大大地阻礙了心理學的進展。

其實很諷剌的是，心理學家被訓練在研究上要嚴格的對待別人；卻常常以非常寬鬆的標準在規劃自己的研究。我們在課堂上灑問卷，一次施測上百人；或是為了克服共同方法變異問題(CMV)，把問卷交給受試者帶回去作、委託別人代為施測；為了圖一時之便把好幾個研究的問卷放在一起施測，甚至為了保險而多測幾個變項；更別說，選擇性忽略不符預期的結果，只報告具有「市場價值」的正向結果，讓這種正向偏誤(false positive)的結果遍佈期刊。雖然我認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對心理學的進步很重要，但現狀卻是相反的；我們「寬以律己、嚴以待人」。

註1：Fanelli, D. (2010). “Positive” results increase down the hierarchy of the

sciences. PLoS ONE, 5(4), 1-9.

作為一個心理學家的意義

最近有些學生在討論，「學習心理學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分享並紀錄一個四十歲的心理學者的想法和心情。

我記得好久以前，我看到新聞在報導大同大學的一群師生，他們研發了一種可以用來發射橡皮筋的竹筷槍，那槍好炫，就像以前二戰電影中的機關槍，只要用手在絞盤不斷旋轉，橡皮筋就可以一直連發，一分鐘可以射好幾百條橡皮筋。我那時跟朋友開玩笑，我覺得這個發明比我這心理學博士來得對世界更有貢獻。雖然我笑著說，但其實心中感到非常心酸苦楚；我覺得我所學習的大部份知識，都是沒有作用的。

今年轉至銘傳龜山校區任教，我從北投搬到了土城，搬家時我覺得那些搬家工人真的很厲害，冰箱、洗衣機都是一個人從五樓搬到一樓。看著他們汗如雨下的臉龐上，滿是堅毅的神情，我感到很愧疚；他們可能沒讀很多書，並沒有使用太多社會資源，卻非常實質的對這社會有所貢獻。我一直不斷地想，我使用了那麼多的社會資源，我的貢獻是什麼？我的研究對這世界有幫助嗎？我所傳遞給學生們的知識是可靠的嗎？

學習心理學有什麼意義？

對我來說有三個可能的答案：濟世、識人、度日。

如果要從濟世，也就是「應用」的角度，來回答心理學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有兩個領域的心理學家是對這世界最有貢獻的：「諮商」和「計量」。諮商的確撫慰了許多人的心靈，而計量則是挾其背後強大的數理原則，解決了很多實務問題。但，有趣的是，這兩種人解決實務問題時，所倚賴的都不是心理學的實徵研究成果。諮商使用的一直是早期的經典想法（心理分析、人本取向等等），而非晚近的心理學研究成果。而計量所倚賴的是數學和統計學的知識，這也多半和實徵心理學研究成果無關。這就是我之所以覺得，搬家工人和連發竹筷槍都比我有貢獻的原因；我常發現，我所學習的大部份知識，也就是那些我在期刊中讀到的知識、在課堂上傳授給學生們的知識，在解決現實問題時，常常是無能為力的。這和心理學長期以來誤解了某些科學信念，導致無法生產出有效的知識有關；過去我花了不少時間談論這些問題，無需在此舊調重彈。總之，如果想從濟世應用的角度，找到學習心理學的意義，那麼走向諮商、計量領域，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學習心理學的第二個可能意義是「識人」，儘管大部份心理學的知識在處理實際問題時未必管用，但長期學習心理學的確讓我們對人的理解，和一般人不同。今天我和一個朋友聊到我家兔子；「牠多大了？」、「寵物總是有一天會走的…」，聊著聊著，我發現我情緒強烈到必須用力壓抑才不會落淚。如果是一般人，會覺得是因為自己太愛寵物了，所以才那麼難過。可是我覺得不太對勁，因為那情緒實在太過強烈了，這麼強烈的情緒在那個情境下並不合理。後來我覺得應該是這類話題勾起了我之前的深層記憶，或許是過去寵物的分離經驗、又甚或是曾經親人逝去的痛苦，是那些過去沒有被完全處理的悲傷經驗，伴隨著當時話題，衝擊著我的情緒。其實這個推論未必是對的，但它說明了長期學習心理學的一種敏感性，我們在理解自己，以及詮釋他人時，和沒有學過心理學的人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果一般人看到的「人」只有黑白兩種顏色，那麼心理學家能在黑白之間看到各種灰階色譜，我們對這些色譜的理解其實非常有限，也就是我們對「人」的理解其實不比一般人來得正確，但心理學的訓練使我們更去注意到「人的複雜性」。長期浸淫在「理解人」這樣的學習氛圍中，使我們發展出一種對人獨特的觀點和敏感度，心理學家未必比別人更懂「人」，但我們的確比一般人對「人的複雜性」這件事有更徹底的體認，而這使得我們願意更深刻的去看待自己、看待別人，這種「願意深刻的去看待人」的態度，其實是一種很珍貴的素養。

學習心理學的第三個可能意義是「度日」。這其實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曾經提過：學術的重點並非追求真理，而是一種「活著的方式」；就像家庭主婦每天洗碗掃地作家事，對家有多少貢獻、有沒有人感謝她，並不是這些活動的重點。洗碗、掃地、作家事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必須藉由一種生活方式，去尋找、構築自己生命的意義感，只是對某些人而言，這個生活方式恰好是學術罷了。以學習劍道為例，如果把劍術的目的，想成保國衛民，那麼在這個槍砲世界學習劍術真的沒什麼意義，而且不堪一擊。然而劍術的意義並不是殺人比鬥，而是一種武士的生活方式，它提供了賦予生命意義、尋求個人存在的可能途徑。學習心理學，也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我年輕時一直想為學習心理學找到「濟世」的意義，但後來發現我大部份的知識無法濟世，反而在「識人」這件事上，心理學訓練有他的作用存在，而這種知人之明，指並不是對「人」理解的正確性，而是體認到人的複雜性，以致於我們願意以一種更深刻的方式來思考、對待人，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素養。

隨著歲月增長，對我來說，濟世、識人都不再重要了；我明白追求知識未必一定要帶有工具性目的，「思考」本身就是它的目的。從事學術活動成為我存在的方式。如果在這存在之餘能達成濟世、識人之便，固然是件好事；但即使它完全沒有這些作用，也無損於思考作為一種存在形式的本質。其實「愛智」，就是學習心理學，乃至於任何一門學問，最終極且絕對的本質。

誌謝：本文之完成，特別感謝納稅人，願意讓我在對社會沒什麼貢獻的情況下，以「思考」（也就是想東想西）作為一種生存的方式…

口委的角色與責任—簽名就對了

我發現，指導教授和學生間的關係，似乎是個常被關心的主題，但口試委員的角色與責任卻很少人注意，於是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來談「口委的角色與責任」。至於「簽名就對了」這麼不負責任的副標題，純粹是為了聳動，就像很多電影：「終極警探」、「終極保鑣」、「終極殺陣」，你完全不知道它們為什麼終極，但這名字就是能把人騙進電影院。不過我比他們有良心一些，「簽名就對了」是本文的結論。

    以下先談口委的「角色」，再談口委的「責任」。

    口委的角色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個配角。事實上不只是口委，指導教授也是當然的配角；口試時真正的主角是那個研究生，這是屬於他的日子；但口委有時會忘了這件事。說來奇怪，當口委提出他的想法和意見時，有時並不是講給學生聽的，而是講給指導教授和其他口委聽的。這和學者這種人的特性有關，學術活動有時和演藝活動沒什麼太大的差別，演藝人員渴望在觀眾面前展現他的歌喉或肢體，而學者則希望在別人面前展現出他的聰明與才智，對學者來說，他們尤其喜歡在和自己旗鼓相當的同行（而非學生）面前，去證明自己的能耐，所以口委提出意見時，多少帶有向其他老師證明自己能耐的意味。口試提供了口委去展現自己能力的機會，他就像電影「死亡筆記本」中的夜神月一樣，每當找到死對頭L的破綻時，臉上不自覺會露出欣喜而邪惡的笑容，然後心中還不忘OS：「羸了！！」指出學生論文中的錯誤的確有這種快感；但有時口委會忘記現在上映的不是「死亡筆記本」的本傳，而是「死亡筆記本之L最終的23日」，L才是這部電影的主角。口委只是配角，不應該太過搶戲。

口試不只是一種學術場合，也是一種社交場合，它最簡單的形式是由三個老師加一個學生組成的，這個組合中，學生是地位最低、權力最小的，因此也最容易被忽視。這就像三個黑幫大哥聚在一起，其中一個老大帶了個小弟；三個老大會把非常多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小弟很容易就被當成跑龍套的晾在一旁。這種權力結構所導致的互動特性對人類的知覺天性來說非常自然，而這也常發生在口試時。指導教授或口委會不自覺地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彼此的互動上，而忽略了真正該作為主角的學生。我就犯過這樣的錯，可能是因為來了比較大咖的學者、又或者只是老師們之間久未見面，我不自覺地放了很多注意力在口委身上。口試結束後我問學生：「感覺如何？」學生說：「感覺像黯然下台」，當下我心頭一震，說不出的難過。那是因為老師們忘了自己是配角，把太多聚光燈打在自己身上，使得本來該燦爛謝幕的主角，反而黯然下台了。口試的確是一座舞台，但這舞台是為了研究生而打造的，指導教授和口委都只是配角，應該要常常提醒自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生身上，而不是自己或其他老師身上。 

  

    以上是談口委的「角色」，接下來談口委的「責任」。雖然最後口委必須為論文打分數，決定口試是否通過，但其實口委的責任應該是提供建議，而不是審判論文。論文口試，如果真的被當作一個考試，會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它在邏輯上說不通。口試的舉行至少是建立在三個預設的前題之上：（一）論文經過指導教授的指導。（二）此指導教授是具專業性的。（三）指導教授認為此論文有資格提口試。當一場口試得以舉行時，通常表示這論文滿足了上述三個條件。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上面的三個條件中，都出現了「指導教授」這個人，但是沒有出現「研究生」這個人。沒錯，最需要為論文口試成敗負責的人，是指導教授，不是研究生。一種米養百百種口試委員，指導教授可能無法完全預想口委會提出什麼稀奇古怪的問題，但是要求指導教授在口試前，正確地評估出口試會不會通過，並不算是苛求。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口試會不會通過，在口試前就已經決定了，指導教授是有能力判斷出這件事的。如果論文沒過，那麼主要問題並不在研究生身上，而是在指導教授的專業和判斷上。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把論文口試當作是一個考試，那麼它考的不是研究生，而是指導教授。

    如果指導教授必須為口試成敗負最大的責任，那麼口委把自己當作論文的審判者，就會有些奇怪了，因為你在審判的其實並不是研究生或那本論文，而是指導教授。問題是：一旦口試沒通過，指導教授並不會受到任何實質傷害，被處罰的是研究生；這就是我說把論文口試當作一種考試，邏輯上很怪異的地方；口試時口委不簽名，否定的其實並不是研究生或論文，而是背後的指導教授，但受到懲罰的卻是研究生。我猜想這論點很容易引發：「難道學生不用負責嗎？」這樣的反彈。的確，有時指導教授也真的很無辜，可能遇人不淑，學生太混、不聽指導等等，但不論學生本身有什麼問題，不管論文品質如何，指導教授沒點頭，是不可能舉行口試的；光這一點，在邏輯上指導教授就必須為口試失敗負最大的責任。。

我年輕時有一次擔任口委當下沒簽名，要求學生必須改完後我才要簽名，後來我一直很後悔，因為無論不簽名的理由是什麼，最應該負責的不是這個學生，但他的確因此而受傷害了。口試是一個邏輯上非常怪異的情境，我們想試鍊的對象是學生和論文，但實質上試鍊到的其實是指導教授；口試失敗最該負責的應該是指導教授，但最後惟一受害的卻是學生。這種矛盾是學術運作的現況；為了解決這種矛盾，後來我理解了，口委不必把自己當作論文的審判者，只要作為論文的建議者就可以了，口委的主要工作是提醒指導教授和學生他們所忽略的事情，提供有助於提昇論文品質的建議。至於審判論文，除非你不認同指導教授的專業和判斷，「而且」你也認為研究生應該為指導教授的錯誤判斷負責，在這兩個條件同時成立下，的確可以不簽名。只要否定了上述任一條件，我都不太能理解不簽名是什麼意思。如果上述邏輯說得通，要在論文上簽名這件事就簡單多了；口試結束要簽名時，再也不用覺得自己好像李鴻章當年要把名字簽在馬關條約上一樣的艱難。

世界名著《傻瓜也會寫論文》是這樣形容口試的：「論文口試和結婚喜宴有點像。每一對新人都把自己想當成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客人的心態是什麼呢？回想一下你去參加喜宴的經驗，你會發現客人只在乎菜好不好吃、上菜速度快不快，他們不太關心新郎和新娘的愛情故事有多精采，也對致詞的人是民意代表或行政首長不感興趣。口試也是如此…這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但是對口試委員來說，這卻只是很普通的一天，口委就像吃喜宴的賓客，他一年要參加好幾場婚禮。」口委的確就像婚禮中的賓客，他們只是配角，但卻是非常重要的配角。婚禮中少了熱鬧的賓客，新人就感受不到結婚這件事有多麼的重要；口試中沒有機車的口委，研究生就無法記得自己拿到學位的過程是如何奮鬥與艱辛。在學術上，口委的功能或許是給予論文建議，但是在實質上，他有更重要的功能，口委其實是在見證一個人生命中重要而獨一無二的時刻。

生命的統計考驗力

我十八歲第一次捐血時，發現自己是B肝帶原者，從此定期到醫院抽血照超音波就成了生活的一部份。今天去關渡醫院，醫生說超音波檢查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膽囊息肉；醫生看起來不太在乎，只叫我三個月後再去檢查。我回來google了一下，馬偕醫院的王蒼恩醫師 以「都怪現代醫療儀器進步太多了」為題，說明了這件事；意思是說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這沒什麼，這幾年發現膽囊息肉的頻率變高，和超音波技術進步有關，以前或許也有很多人有膽囊息肉，只是當時沒發現而已。我不自覺的就想到：沒錯，這就是統計考驗力 (statistical power)，我們以為某個現象不存在時，其實並不是真的不存在，而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發現它；就膽囊息肉這件事來，現代醫學的統計考驗力非常強，即便只有零點幾公分的息肉，也逃不過超音波儀器的法眼。白話來說，統計考驗力指的就是偵測某個現象存在的能力有多強。總之，我不算有什麼大病，目前也活得好好的；有個學生知道我去醫院作檢查，就用「天妒英才」來形容這件事，「英才」這兩個字我是還蠻喜歡的啦，但和「天妒」放在一起就有些怪怪的。

    無論膽囊息肉算是大題或小事，它總是在提醒你老了、死亡總有一天會來臨。死亡的籠罩像是生命中統計考驗力的催化劑，它讓你去思考平常不會思考的問題，看見生命中未曾注意的小細節。第一個讓人想到的通常是悔不當初，應該要多吃蔬菜多運動、應該要早睡早起、應該要把健康當作人生最重要的事等等；可是後來就覺得這樣的想法，邏輯上有些奇怪，因為無論如何你總是要死的啊，人生的重點應該不在於避免死亡，而是在於如何活才沒有遺憾；想到這邊就有些尷尬了，因為左想右想，只要想到總有一天自己一定會死，就會覺得怎麼活也不可能沒遺憾。存在哲學家總愛說人生很荒謬，這並非無病呻吟；明知自己總有一天會死，卻又必須如此活下去，的確是件很怪異的事。人類擁有知道自己一定會死這麼複雜的認知能力，其實是件很悲慘的事；如果我們像貓、狗、兔子一樣，並不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會死，生活可能會幸福很多，至少不會把生命浪費在很多無謂的事情上尋求慰藉。

   知道自己終究會死的這種能力，很像傳說中的陰陽眼。就算我們週遭真的到處都是白衣長髮、陰森恐怖的鬼，其實也不會對生活造成什麼困擾，因為我們又沒有陰陽眼，看不到自然不會受到影響，日子一樣可以過得非常快樂；但是你可以想像，有陰陽眼的人就真的很慘了，他們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痛苦而難過的。死亡之於人類，就像鬼之於陰陽眼，而且這陰陽眼的強度還隨著年紀而增長--年紀愈大，對死這件事的敏感度會愈來愈強，看似永生平靜的日子也愈容易被死亡打擾。

    回到家裡，發現手機壞了，這件事發生在這個時間點，特別有存在主義的意味；一支才剛買兩個月的手機都會突然壞掉了，一個活了四十年的人就算突然掛掉也沒什麼好訝異的。我到西門町三星維修站重灌手機，由於需要一小時，就在旁邊的星巴克點了一杯拿鐵，坐在窗邊看著人潮流動、攘往熙來。如果西門町是個水泥叢林，那麼它真是個物慾橫流的酒池肉林；如果說它是一群人聚集的地方，那麼它比較像是荷爾蒙滿溢的人們的集散地；佛陀說的沒錯，這些色香味觸法都只是假相。諷剌的是，當我心中這樣想時，口中漫延的咖啡香卻是如此真實；今天的這杯拿鐵風味特別明顯，我品嚐到平常沒注意到的味道，這是怎麼了？想必是生命的統計考驗力在作崇了。死亡的籠罩像是生命中統計考驗力的催化劑，它讓你去思考平常不會思考的問題，看見生命中未曾注意的小細節。

沒錯，我就是《傻瓜也會寫論文》的作者

    有一天，我坐捷運往台大的路上，看到一個長得很像林志玲的美女，優雅地讀著一本叫做《傻瓜也會寫論文》的曠世鉅作，然後她突然抬頭盯著我看，看了好久好久，看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於是，我露出靦腆但帶著自信的笑容，對她說：「沒錯，我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如果你以為上面這個故事是真的，那麼顯然你對「出書」這件事不是很瞭解。出一本書，並不會讓人家認識你，你的人生也不會因此而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以下這篇文章談一些出書常見的問題，給對這件事感到好奇的人參考。

  

（一）作者要付錢給出版社嗎？

    一般人出書要不要付錢給出版社我不是很確定，不過以大學老師來說，通常是倒過來，出版社願意付錢給老師寫書，尤其是教科書。《傻瓜也會寫論文》完稿時，我寫了Email給五家出版社，除了一家音訊全無外，另外四家都回覆說願意出版；所以對大學老師來說，只要願意寫書，其實並不難找到出版社。反而是老師們多半不太想寫，因為寫書對升等、評鑑並無幫助，而且真的還蠻花時間的~~我的《傻瓜也會跑統計》寫了兩章後，目前就擱在那兒了…（後來，在寫完這篇文章三年後出版了）。

  

（二）寫書好賺嗎？

    當然好賺—我指的是對金庸和J.K.羅琳而言。

    對一般人來說，其實不太好賺。我提到當初有四家公司願意出版《傻》書，其中有三家開出版稅每本「訂價乘15%」的條件，一家開出12%。所以，我猜想，對我這種名不見經傳的學者來說，15%左右應該是一個公訂價了。如果以《傻》書訂價300元來計算，每賣出一本，我可以賺300*15%=45，扣稅後大概是每本書賺40元左右。很多人聽到都會嚇一跳：「賺這麼少？」。但其實很合理：出版社有很多出版之外的成本（人事、營運、行銷等等），此外他們也不是每本書都賺錢，可能還得從你這本有賺錢的書，去補那些虧本的書。所以一本300元的書作者只賺40元，並不難想像。當然，如果你是金庸和J.K.羅琳就另當別論了；像我這種小作者，必須走薄利「多銷」路線。但「多銷」這件事其實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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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好賣嗎？

    這個問題可以從「一刷是多少本」這件事找到答案。所謂一刷，白話來說，就是「出版社一口氣印幾本？」。你可以想像，如果是《哈利波特》或《射鵰英雄傳》，一刷可能會印個幾十萬本；那《傻瓜也會寫論文》一刷印幾本呢？有沒有一萬？有沒有幾千？答案是沒有。有沒有幾百？有啦，《傻瓜也會寫論文》一刷是印一千本；並不是出版商對這本書特別沒信心，他們對大部份的書都是採取這種「邊賣邊印」的策略。道理很簡單，以前歌神張學友的「吻別」，在台灣賣了兩百萬張，非常暢銷。現在呢？能賣兩萬張的歌手就可以叫歌神了。書和唱片一樣愈來愈難賣。所以，你不能把書想成能讓你快速致富的工具，它比較像一張股票，每一年為你帶來的財富可能並不多，但重點在於它可以領一輩子。如果《傻瓜也會寫論文》每年為我賺五萬，而我活到八十歲，那麼這本書將為我賺進將近兩百萬，這樣想起來就非常划得來了。不過，要注意的是，一本書每年要為你賺五萬元（賣一刷以上）其實未必容易。

  

（四）出書是有趣的嗎？

    絕對是！！

    出書是人生中非常有趣的事。其實我覺得出書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於你可以去關心它的「近況」。我無聊時會用《傻瓜也會寫論文》這關鍵字，上網去看看一些資訊。偶爾會看到人們對它的評價（目前都很正面啦），也會因為發現某些老師在授課大綱上將它指定為教材而感到開心。有時發現它在圖書館很熱門，有好多人在預約中（這是好事也是壞事，我少賺了很多錢…）。有時也隨著它在銷售排行榜中的浮沈而起伏（最近排行掉得很快，不過這其實很正常）。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博客來可能有個不錯的庫存程式系統，每本書通常都會呈現「庫存>10」這種訊息，有天我發現《傻瓜也會寫論文》出現「庫存=7」這字樣，然後我就去玩吉他英雄了，回來時發現「庫存=2」；於是我跟太太說：我一邊打電動一邊賺了200元。出書有很多這種樂趣；某種程度它就像FB一樣，在生活中多了一件可以填補無聊的事物。

  

    總之，出一本書，並不會讓你的人生因此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你不會因此致富，也不會在捷運上遇到一個美女剛好在讀你的書，但它仍是相當有趣的事。對作者來說，書中不會有黃金屋、書中也沒有顏如玉；但書中自有人生的樂趣。

定義快樂的學者

有時我覺得，就作為一個學者來說，我不太快樂。於是我去思考，什麼叫快樂的學者。

如何為「快樂的學者」下一個好的定義。這要先從何謂「定義」這件事說起。「定義」的一個重點是，要能說出某個東西有什麼屬於它自己的本質，白話來說，就是要能展現出某個事物的獨特之處；再更進一步來說，就是要描繪它與其它事物有什麼不同。這獨特性或不同之處，就是下定義時的重點。理解這件事之後，就可以為快樂的學者下定義了。

什麼是快樂的學者？ 

學者可以是很愉快的工作。以大學老師為例，我們每週只要上八到十小時的課，如果超過這時數，稱之為「超鐘點」，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加班」，可以支領為數相當可觀的加班費。除了學者，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工作，每週做超過十小時就可以領加班費；看來這工作應該相當危險，否則就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因為這上班時數實在是少得驚人。在學術圈打滾，只要勇於作一個以完成基本時數為己任的學者，輕易就能達到錢多事少的幸福境界。因此，有時學者就像閒雲野鶴，過著錢多事少的愜意人生。這樣的學者，算是快樂的學者嗎？不算是，這叫「快樂的人」不是「快樂的學者」；因為不只是學者，大部份的人都會因為錢多事少而感到快樂。所以錢多事少無法為「快樂的學者」下定義，它沒有突顯出學者快樂的獨特之處，只表達了人皆如此的快樂。而就像前面說過的，定義的重點在於能彰顯出事物本身的獨特性，錢多事少並沒有達成這個條件。 

雖然學者的基本工時少得驚人，但學者們通常將這種寵遇優渥視為理所當然，學術界中幹譙、抱怨的聲音還是此起彼落。這些抱怨，一部份可能是無病呻吟，一部份或許是人類不易知足天性的展現，但也一些抱怨是真的，不然你不會偶爾看到大學教授過勞死的新聞。有些學者工作時數真的非常長，他們以讀最新的研究報告為樂、滿腦子想的就是如何作研究，如何把研究成果發表出去。這背後有一些對真理的熱情和執著，但更大的一個動力，是來自於人類對名利的渴望；在心理上我們希望聽到驚呃讚嘆的聲音、吸引崇拜欽佩的目光；在實質上，我們希望藉此獲取更高的地位，甚至獲得無上的桂冠和榮耀，像是萬中選一的諾貝爾獎。這樣的學者，算是快樂的學者嗎？好像也不是，這也只是快樂的人。因為不只是學者，任何人都會因為被別人崇敬、有很高的地位而快樂，而如果能得到諾貝爾獎，大部份的人也都會快樂。追求地位名聲、獲取獎項光環，並沒有突顯出快樂學者的獨特之處，這也只表達了人皆如此的快樂。 

甚至，即使是「追求真理」這麼崇高的行為，也無法作為快樂的學者的定義。雖然學者在追求真理獲得解答時會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但面對不確性，對人類來講是一種痛苦，因此不只是學者，一般人也都會因為困惑有了答案而感到滿足或快樂。 

如果連得諾貝爾獎、追求真理，都無法為快樂的學者下定義，那麼究竟那件事，才是學者之所以快樂的本質？ 

我發現學者的快樂來自於「有問題」；渴望有未解的問題，突顯出學者和一般人不同之處。一般人都希望生活中充滿了答案而不是問題，「他愛不愛我？」、「我該作這件事嗎？」「要買I phone還是HTC？」…人們會希望生活中儘可能不要有未解或難解的問題，最好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生活中出現未解、難解，甚至是無解的問題時，人們很難快樂起來；當然，人們也不會故意在生活中尋找或製造問題。但學者剛好相反，他們一直在尋找問題，而且還會因為「有問題」而感到雀躍；當出現一個未解、難解，甚至是無解的問題時，他們不但不會感到痛苦，反而充滿了興奮和期待。對學者來說，看見了未解的問題，就像青春期的男孩在聯誼時看到了正妹、飢餓的獅子看到了垂涎已久的獵物，他們瞳孔中閃耀著動人的光芒。「渴望有問題」這件事突顯出學者和一般人的不同；學者們因為有未解的問題而快樂，未解的問題帶給學者獨特的快樂，它也彰顯了學者這個種人的本質。 

所以，什麼是快樂的學者？是輕鬆愉快的學者？功成名就的學者？致力於追求真理，或建構偉大理論得到諾貝爾獎的學者？這些都不足以定義一個快樂的學者。那些擁有一個自認為重要而未解的問題的學者，才是快樂的學者。 

從這定義來看，愛因斯坦在開始提出時間和空間相對性的問題那一刻起，是個快樂的學者。反而是，在這問題獲得了解答之後，不再是快樂的學者。學者的快樂並不是來自於有解答，而是來自於有問題。 

快樂的學者有一個未解的問題，讓他覺得時間好像總是不夠用，他時時時刻擔心，萬一這問題還沒解出來，我就掛了怎麼辦？想到這邊我發現，我真的不是一個快樂的學者。

沒有誰比誰更善良

最近心理學界有個大新聞，一個知名的社會心理學家Diederik Stapel，被發現長期在研究中捏造數據，目前證實至少在三十篇研究中使用編造的假資料。這些研究，多半發表在非常高級的期刊，甚至是Science上。 

為什麼？ 

為什麼用完全虛構的數據所作出來的研究，最後卻能登在最權威的科學期刊上？為什麼一個一直捏造資料的心理學家，能生存於科學界，並且擁有頗高的聲望呢？ 

一開始我的想法是Stapel比較沒良心，他只是特例；但這很明顯不是好答案。大部分的科學家和○森購物台的陳經理沒兩樣。陳經理想把爛東西賣給你，所以會把產品講得有些誇張；科學家想推銷自己的研究給期刊，也難保不會言過其實。研究刊登在高級的期刊上，可以讓人升上教授，爭取到數百萬的經費，並換來無數的讚美和崇拜；每個研究背後多少都帶有很實質的好處。科學家有好的腦袋，不代表他們比較有良心，不會受到名利誘惑；如果你覺得購物台主持人講的話不能完全相信，那麼你應該也可以理解，把科學的進步冀望於科學家的道德是很不切實際的；科學家也是會說謊的凡人，只要確定不會被抓到，他們其實有非常強的動機去說謊。所以「Stapel比較沒良心，他只是特例」這說法不太合理。 

然後我想，難道是審查機制出了問題？是不是審查機制不夠嚴格，才會讓這些作假的資料刊登上去？可是也不對，高級期刊的審查都非常嚴格，每次拿到審查意見時，你都會很想要知道審查人是誰，再順便找人去問候問候他…很多時候審查人提出的要求，真的非常不容易達成（也難怪Diederik Stapel會作假資料…）。所以問題不在審查機制上，這機制非常嚴格；況且只要敢作假資料，再嚴格的審查機制也無從發現問題。 

想了幾個原因之後，我發現，問題在於缺乏重覆驗證(replication)，也就是一直沒有人去複製Stapel的研究。 

仔細想想，我們一直沒有發現Stapel的大量研究是虛構出來的，這件事本身就非常奇怪。試想有一個物理學家，他發表的研究別人都無法成功的複製，只有他自己作得出來；這個物理學家的下場會是什麼？他能存活於物理學界嗎？答案是不能，大家很快就會覺得不對勁，甚至會質疑他有作假的嫌疑。可是同樣的狀況在心理學界卻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如果有一個心理學家，他的研究無法被複製，他不但能存活，甚至還有可能活得比大部份心理學家好。Stapel就是個很鮮明的例子，既然他的研究是捏造出來的，表示它們不可能被成功複製；可是這些無法被複製的研究卻一再的被刊登在最具指標性的期刊上，當事人也因此取得很高的聲望和利益。這表示，可能沒有人去複製過他的研究，所以Stapel所虛構的研究才得以一直存在。 

其實只要有人曾去複製Stapel的研究，就會輕易地發現他的研究都是假的，根本就作不出來。但心理學家一向「不屑」去作和別人一樣的研究，如果有人問：你曾經作過和別人「一模一樣」的研究嗎？大部份心理學家的答案會是沒有；作為一門科學，這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但是問題還不止如此，如果大家發現Stapel的研究複製不出來，他的作假就會被揭穿了嗎？奇怪的是，這時的答案是「不會」。我們去設想，假如真的有人曾複製Stapel的研究，並且（當然）無法複製出這些研究，於是他把這結果告訴其他心理學家，大家的反應會是什麼呢？你會很驚訝地發現心理學家們一點都不會覺得訝異，沒有人會因此去質疑Stapel這個人，Stapel仍然會有很高的地位，依舊會以其卓著的期刊表現而成為大家仰慕效法的對象。複製不出某個研究，並不會動搖一個心理學者的名聲地位。在心理學中，當某個研究無法被複製時，它只會成為大家茶餘飯後聊天的八卦，聊完後大家會當作沒什麼事發生，日子繼續過下去。

這其實有點像國王的新衣，明明就沒有人看過那件衣服，但只因為有人說那衣服存在，大家就都信了。更妙的是，當有人說出根本就沒有這件衣服時，大家反而會告誡他：那是你眼睛脫窗，這衣服肯定存在，只要用心看就會看見它。我曾經用將近二十個實驗，去證明期刊上所說的東西根本複製不出來，但很少人相信我說的話，大部份人都覺得一定是實驗出了問題，期刊上說的東西一定存在。我其實不太想在這篇文章舉這個例子，怕人家覺得我是在談自己的處境、不客觀，但我沒有這個意思，純粹是因為這實在是個好例子。你有注意到嗎，我說的是：「用將近二十個實驗」想去否證一個理論，但即使如此，大家普遍還是覺得「這衣服肯定存在，只要用心看就會看得見」。 

總之，最後我得到的結論是：Stapel事件的問題甚至不在於心理學家不願意去複製人家的研究，而是就算複製不出來，我們也覺得無所謂。 

Stapel事件不是壞事，其實我希望它最好三不五時就發生，這樣我們才會逐漸正視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你一定可以理解：只要確定不會被告，購物台的陳經理為了他的年終獎金，非常有可能誇大其詞去推銷產品；同樣的，只要確定不會被抓，科學家也有可能以各種形式去說謊。當很確定沒有人會去複製他的研究，或是即使研究複製不出來也不會怎樣時，科學家有絕對的動機去欺騙。 

Stapel的例子非常極端，但某種程度來說，很多社會科學家在本質上和Stapel並沒有很大的差別。Stapel「無中生有」去捏照資料是不道德的，但是「有中藏無」，隱藏某些不利的資料算不算是欺騙？玩弄統計手段使研究呈現預期的結果難道就沒有誠信問題？就道德而言，Stapel或許比其他心理學家來得可惡，但就對科學的破壞性而言，其實，「沒有誰比誰更善良」（最後一句引自五月天〈在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