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李安的「少年PI」在奧斯卡最佳影片中輸給「亞果出任務」時，我感到非常驚訝；兩部電影我都看過，對我來說，它們完全不是同一個級別，「少年PI」就算讓一隻手也應該可以打趴「亞果出任務」才對。與其說「少年PI」輸給「亞果」，不如說他是輸給由美國演員公會組成的評審團，和美式的愛國主義價值觀。
最近台大在所謂「世界大學排名」創下新低成為話題。這是誰的排名？又是依據誰的標準呢？華人有一種奇怪的心理：「西方人（精確來說是白人）比較高級，他們說的就是對的。」這或許和十八、九世紀東方被白人侵略殖民有關。但過去因殖民而以西方為尊是迫於無奈，畢竟對方船堅砲利，不屈服就有亡國滅種之虞；而今將西方價值奉為圭臬就讓人想不到理由。以學術為例，不理世界大學排名會怎樣嗎？不follow 那套SCI, SSCI學術機制會怎樣嗎？仔細想想，就會發現我們現在以西方人為尊、按照他們的遊戲規則來治學，完全沒有道理。這和以前的船堅砲利、迫不得已不同；沒有人逼我們這樣作，西方人並沒有握有任何迫使我們必須尊崇他們的籌碼；白人至上的信念只是一種民族自卑感的產物，與其說白人在學術上殖民了我們，不如說我們的民族自卑感殖民了我們。
我在談的不是義和團式的反洋主張，也不是學術本土化與否的問題。而是治學之道的問題，是社會科學該如何進展的問題。
我們有很好的學術傳統，而這些優良傳統正在市儈的學術氛圍中流失。以前的學者論文發表量不如我們，計量和研究的平均能力也不及我們，但他們比我們更像讀書人；在很多老師身上仍然可以感受到的讀書人的風骨。他們說出來的東西無法在SSCI期刊上發表，但總是很有深度。那個時代的學者傳承了華人世界的士人傳統；他們伏案苦謮、浸潤在書堆裡，真正的在治學。他們是真正的讀書人，如同愛默生所說的：是「世界的眼睛和心靈。」
華人傳統文化中，將讀書人「士不可不弘毅」的價值，和商賈「無奸不成商」的價值作很明確的區隔，各司其職。當這兩種價值混雜時，對社會來說會是很大的威脅。例如，如果將士人自命清高的價值硬套在商人身上時，社會經濟可能會因此變得無比蕭條；反之，將商人的勢利心態用來驅動讀書人作學問時，其結果也可能會相當黑暗。當作學問成為一種生意時，讀書人不再有風骨、士大夫不再弘毅，於是「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就無可避免。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學術系統就有這樣的問題，將士人和商賈混為一談的學術氛圍，對可受檢驗的自然科學發展或許影響不大，但對模糊容忍度高又亟需人文素養的社會科學來說，可能是一場災難。
資本主義式的學術系統的假設是性惡，如果沒有好處，學者們不會用功作學問，因此必須用賞、罰來驅動學者們治學；這個假設部份是對的。學者們沒有比較高級，他們也只是想要好好過日子的凡人；但就因為學者們也只是凡人，所以當市儈的機制進入學術後，學者們自然地就朝向「無奸不成商」而去，將作學問變成做生意是很自然的事；而它的影響就是「市面上」充斥著速成廉價的淺薄知識。
華人傳統的治學之道，背後的假設相當不切實際，他們相信士人如果知書就會達禮；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否則歷史上不會有那麼多貪官。但這個假設有部份真實的地方，就是真的有少數人是知書達禮的！以學術說，如果得不到好處，多數的學者都會荒怠鬼混；但還是有那麼幾個會認認真真、不計得失地做學問的人，而這些特例在不短視近利的情況下，就會產生真正具有深度的知識。這些人是少數，但卻是推動人類文明進展的關鍵少數。
科學需要的並不是一堆急功好利之人競相產生沒有營養的論文，而是需要一群士大夫安安份份地作學問，並靜待最終出現集大成的巨擘大儒。就這樣的觀點來看，華人將功利和學術分開的治學之道，是真正能為社會科學帶來進展的治學之道。
過去的學者們，伏案苦謮、浸潤在書堆裡，他們數年磨一剣，剣剣都是倚天剣；如今，不論是迫於無奈，或是自己沒有風骨，我們一年磨數刀，刀刀都是九把刀。
